在土地供給剛性和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約束下，農業技術變遷往往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關于農業技術的選擇模型，國內影響最大的當屬林毅夫等( 1990) 提出的誘致性變遷理論，該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 Hicks( 1932) ，在借鑒 Ahmad( 1966) 以及 Hayami 等( 1985) 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基本觀點是，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變化所帶來的非均衡性，將會誘致農業經營者選擇更多利用豐裕要素的技術，從而促使農業技術變遷。該理論把農業技術分為土地替代型技術和勞動替代型技術。土地替代型技術的內容主要是生物化學技術( BC 技術) ，而勞動替代技術的內容主要是機械技術( M 技術) ，介于二者之間的又被稱為中性技術。后來，林毅夫( 2014) 還將這一理論拓展，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國內許多學者以誘致性變遷理論為基礎，對中國農業技術選擇路徑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學者在進行文獻綜述后認為，目前普遍認為中國尚不具備大規模采用勞動節約型技術或機械技術的條件，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應是土地節約型技術或生物化學技術( 魏金義等，2015) 。然而，許多關于農業技術選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國要素稟賦的判斷，并輔之以一個時間段內的農業技術變遷的實證分析的結果，其結論只是對農業技術選擇路徑的“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
事實上，誘致性變遷理論只是從要素稟賦層面簡單勾勒了農業技術選擇的“歷時態”，難以刻畫其變遷過程中內在矛盾的復雜性。當前關于農業技術選擇之爭可謂暗流涌動，其爭論的廣度和深度要比看上去復雜激烈得多。這些爭論囊括了機械技術、化學技術和生物技術三個農業技術的主要類型。
焦點一: 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方向就一定是土地節約型嗎?
誠然目前許多研究的結論是，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是土地節約型技術( 胡瑞法等，2001; 高峰等，2003; 全炯振，2010) 。但正如前面所述，這些研究多是“適應性預期”而非“理性預期”。其實，Yamada等( 1980) 曾提出，土地要素稀缺的亞洲型增長路徑( Asian Path) 可能呈現出三個階段的“S 字型增長路徑”。全炯振( 2010) 經過測算，發現中國農業技術選擇的“S 字型增長路徑” 特征，并認為中國目前處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至于第三階段以后的增長，“S 字型增長路徑”給出了一個開放的、不確定的答案。這一模型說明，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方向并不一定是土地節約型。國內關于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判斷，其實已經暗含在了對農業規模化的判斷中，這一問題實際上可說是農業規模化之爭的延續。認為中國將通過小農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論者，無疑會認為土地節約型技術是中國農業的必然選擇; 而認為農業必然向規模化發展的論者，則會作出勞動節約型技術才是中國農業技術選擇歸宿的結論。
焦點二: 使用土地節約型技術是否要摒棄農業化學化?
以土地節約型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技術轉型，意味著農業將更多地依賴生物化學技術來確保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生物化學技術可以分為生物技術和化學技術，而化學技術主要是化肥、農藥、農膜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應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農業化學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土地產出率，促進了糧食產量的增長，糧食供求關系 由 長 期 短 缺 變 為 相 對 過 剩 ( 胡 元坤， 2001) 。數據顯示，2011 年中國化肥施用量占了世界化肥總施用量的 31. 9%。同時，2012 年中國稻谷、小麥單產分別為 6776. 9 公斤/公頃和 4986. 9 公斤/公頃，分別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 53. 7% 和 60. 2%。然而，中國以高強度的化學品投入換來的高產量，其代價也是巨大的———化肥不合理施用造成水體、土壤和大氣污染，農藥超量施用使生態紊亂和人們健康受到威脅，農膜過量使用和殘留對耕地質量造成了破壞( 余志剛等，2017) 。
那么，我們在確保糧食安全、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剛性目標約束下，是否還應該繼續堅持農業化學化? 持支持論者認為，“化學技術對農業增產具有明顯的推進作用”，中國在化肥等化學品使用上主要是結構不合理、方法不科學，應積極研制和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的農業和優質農用塑料制品，“進一步提高化學化水平”( 李秉龍等， 2009) 。賀雪峰( 2011) 認為，“自耕農的單位產量遠高于經營農”，一個重要的論據即是“經營農打農藥不及時”而自耕農會及時打農藥、施肥。持反對論者則認為，中國農業應該更多地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對“地力不斷下降的耕地實行輪作和休耕”，“對生態遭到破壞和污染的耕地實行修復和保護”( 羅浩軒，2017) ，至于休耕后如何確保糧食安全，則強調要更多的依靠海外市場( 程國強，2013) 。
焦點三: 未來農業技術選擇是否應該選擇生物轉基因技術?
與機械技術和化學技術的應用相比，農業是否使用生物轉基因技術的議題引起的爭議更為廣泛。在這場論戰中，除了專業的農業科技專家，還有“三農”問題學者，除了普羅大眾，還有政府官員。就中國的情況來看，近幾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持續下降，從 2013 年的全球第六下降到全球第八，但中國是世界上首個批準主糧可以進行轉基因種植的國家，且轉基因農產品進口量巨大。以大豆為例，目前市場上轉基因大豆油占據了 90%以上的份額。
葉敬忠等( 2014) 對轉基因的爭論進行了綜述，認為這一爭論大致可以分為轉基因的安全性問題、轉基因的食品商標化和標識管理三個方面。筆者認為，縱觀這些爭論，歸根到底是在兩個基本問題上的看法不同。第一，全球現有的水土等農業資源能否滿足中長期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需求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轉基因技術是否必要問題。第二，轉基因技術是否會對農業生產、人類健康以及生態環境造成危害。這一問題是轉基因技術是否合理的問題。就第一個問題，持肯定看法的學者認為，“全球范圍的水和土地資源仍能滿足中長期糧食需求的增加”( 陳建鵬，2010) ，“人類生產的糧食已經足夠人類食用”( 楊通進，2006) ; 持否定看法的學者則認為，“作物產量潛力已經出現了瓶頸”， “應大力發展轉基因技術”( 張啟發，2010) ，“只有轉基因技術才能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 黃大昉等，2009) 。就第二個問題，持轉基因技術否定論的人認為，轉基因技術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它究竟在遺傳背景中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不能完全預測 ( 羅云波，2000) ; 轉基因是否對人體有長期和潛在的作用也難以確定( 黃衛平等，2010) ; 即使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是否有傷害，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來考察，至少需要兩代人才能得出結論”。而持轉基因技術肯定論的人則提出，時至今日，轉基因食品尚未出現過安全事件( 張啟發，2010) ，“轉基因走向大眾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科學家和媒體都是一個考量”( 陳章良，2015) 。
從目前政策的指向來看，中國農業技術選擇呈現三個趨勢: 第一，政府一方面鼓勵農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集中，發展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則完善相配套的土地流轉制度，暗示了未來中國農業技術采用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傾向。第二，農業化學化不可持續，農業生態化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保護和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已經被作為中國農業政策的新目標( 杜志雄， 2016)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也首次提出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這從側面否定了依賴高強度投入的土地節約型技術的“小農經濟的現代化”路徑。第三，近幾年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中國轉基因作物播種面積持續下降，未來轉基因技術應用可能會遭遇曲折; 而袁隆平“海水稻”、“巨人稻”等雜交水稻試驗成功，使中國農業在生物技術方面將更加依賴作物雜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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